名后不能直接授职,除了状元榜眼探花之外,其他及第的进士还要经过吏部授职考试,再根据国家不同需要被送入不同的官衙。令我惊叹的是这种过于冷峻的程序居然可 以唤起整个国人的狂热参入,而且生生不息。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草野村夫,他们都抱着同样的企盼,信奉着同样的规则:“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不惜让自己的孩子“头悬梁,锥刺股”。
我并不是想把这种旧时的科举考试与今天的钢琴考级进行简单的比附,然而,在我要写这一章时,我的确联想到了自公元587年以来,由于科举考试而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某种情结。尤其是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钢琴考级中投入的那份过热的激情与渴望。
1、考级的作用
我以为始于中国大地上的钢琴考级是钢琴狂热的必然产物。这场钢琴狂潮始于80年代。在我为撰写本书的上卷而四处奔波采访时,我就曾听到了关于考级的议论,那时候还只是个意向性的东西,行家们在一起针对比较混乱的学钢琴现状,希望能够有一种方式予以梳理,就像疏通那种淤积的河道。说归说,做归做,却不曾想会这么迅速地变为现实。
因为考级是全国规模的,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的考级。是从1991年在全国大面积铺展开来。据说上海的考级活动还要早,是从1988年开始的。全国统一的考级是采用统一的教材,最初只有一套,后来逐步增加到四套。这些曲目都是由专家们制定的,也有参照外国考级的曲目,编者很是精心,目的是使我们的钢琴普及教育与世界发达国家的钢琴教育尽早接轨。
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各省都有腿,各省的音协负责组织当地的考级活动,每年一次,同一时间内进行。这种时间选择在暑假。辽宁的考级是从1992年开始的,最初只有沈阳鞍山等地设考场,其他地方的考生只能赶到这里参加。随着近年来的考生不断增多,又开设了几处考场。考官由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组成。中国音乐家协会每次都派人到全国各地指导和监促考级。从1级到10级都有考生,而考官也是按着水平和知名度按排,10级考官无疑是选最好的专家。考生要交报名费,考级费,考1级的交40元,以此类推,每递增一级就多交10元。9级跟10级的钱是一样的:120元。每个考场都有两名考官,考生一个一个进去弹,考官要把意见写到纸面上。
优秀的打个五角星,当然还有批语。中央来的人要把各位考官的意见和整个考区的情况带回北京,然后才张榜公布,考中的交照片颁发合格证书。每次考级结束之后都要组织一台音乐会,参加的选手都是从考生中选拔出来的。能够参加上音乐会不仅是考生的荣耀也是家长们的荣耀,常常是一个孩子后边跟着六个大人簇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可谓是一种家簇性的光荣和满足。
无疑,考级这是众望所归的事情,它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和支持,因而从九十年代初至今已有七年了,其规模与热闹不仅不见淡而且愈见红火,简直可以说是方兴未艾。这使得原本就很热的钢琴得以持续地热下去。
中国的钢琴热是从民间开始的。普通的家庭买了一台钢琴,让自己的孩子去学。这种学习方式只能是一对一教学,教师只管教,学生也只有闷头学,学得怎样?教得怎样?也没有个比较更没有检查验收,爱怎么教就怎么教,只要给钱就教,不给钱当然是不能教的。至于教得好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重要的是要招览生意。而常常有这种情况,并不具备教琴水平的人居然可以招览很多的学生。他们当中有的竟完全是为了创收为了营利。这种教师素质低下甚至滥芋充数的现象我在上卷中已经写了不少。我当时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呼吁有关部门出面干予出面管理。然而,又有谁出面干予了呢?真正干予起来谈何容易!
考级比干予来得聪明。出水才看两腿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考级就是摆出了一个擂台,不管你教得水平高低是不是蒙人,只要你的学生往考场上一坐,弹吧,一听就得露馅。考得好象是学生,其实是考老师。你这老师教的学生没一个考上级的,人家那位老师教的学生不仅个个考上了而且还有好几个考了十级的,你说你这当老师的还能挂住脸吗?
音乐家协会一位负责考级的同志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那是来自一个相对边远的地区的一批考生,早早地就来到了考场。从他们情绪上看一个个都很高涨,很自信,他们说,老师说了,凭他们的水平都能考上级。自然他们报的大多是一个级别。按顺序一个学生从考场出来,另一个学生再走进去,考场上有两位老师给答分,前头出去的那个学生得分与后边进来的这个得分是一样的,让评委惊讶的是这两个孩子弹错的地方也是一模一样。这种弹错处是十分简单的,稍有音乐常识的人都能明白。
然而,第三个孩子进来,仍然还是这个地方弹错,再进来一个,也错得十分准确--还是那个地方。两位评委相对苦笑,一个妈生的孩子长得不一样,一只手伸出来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但是,这几个前后脚进来的孩子高矮胖瘦不同,但他们弹错的技巧竟是齐刷刷地惊人地一致,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教他们的老师的水平。于是,评委受不了良心的折磨,他们愤怒地挥笔写下如此评语:“这种教师简直是误人子弟!”“教师不能胜任,缺乏最基本的资格!”
不同的家长拿着同样一份评语,那是一种什么心情?在他们往考场来的途中,还曾小心翼翼地问老师他们的孩子能考好吧?当他们得到了老师的肯定的答复之后心里边还美滋滋的,因为他们觉得毕竟没白费力没白破费。可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空欢喜一场。那份懊丧只能导致他们弹颏老师。这种在考级过程中被弹颏的老师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是好事,如果没有这种考级的检验,那么鱼目混珠的教师便会更多地更随便地误人子弟。
考级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种竟争向上的局面。家长和家长竟争,孩子和孩子竟争,看谁考得级别高,看谁学得好,看谁家的孩子有出息;老师与老师之间竟争,你教的学生中有几个考9级10级的,当学生们拿到这种证书时,老师脸上的光彩甚至比学生还亮。对于各地考级组织者也是个颇有积极性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在这种考级的活动中得到一定的收入。当然这诸种竟争中最重要的竟争还是来自孩子。
孩子们正在成长阶段,枯躁的周而复始的弹琴必然要与他们贪玩的年龄相悖,但是,每年进行一次考级,就等于每年都给孩子们提供一次竟赛机会,这将激发起孩子们学习钢琴的热情,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我们有好多成功的在国内外获大奖的孩子都愿意参加比赛,一听说要比赛他们就会热情澎湃。他们比出瘾了。因为只有比,他们才会感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才会有股上进的劲头。我所熟悉的天才少年钢琴家郎朗就是这种从一次又一次的竟争与比赛中脱颖而出,越来越光彩照人的。每一次要参加比赛时他的练琴都格外卖力气。可以说,他们这一代孩子走向成功的阶梯就是那一个又一个的比赛,那一次又一次的考级。
考级的好处确实不少,但我以为最重要的是通过考级对于整个散沙般的民间教学是个引导和推动,在这种活动中,可以发现人才,从而加强对于人才的培养。考级还有直接好处,这种直接好处是有助于孩子升上一个好学校。这就是一种优惠政策。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领导会有不同的优惠。有的地方规定凡是拿到6级合格证书的学生在初中升入高中时,同等分数可优先录取,或者可以多加10分,就是说你考试成绩差了10分也可以被录取。还有的规定报考中等师范音乐教育专业的,钢琴可以免试。拿到9级合格证书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时可以推荐到国家重点院校。
听说北京有8所大学招收这种特长生,尤其是理工大学更愿要。而且招收标准都是可以多加50分。众所周知,考大学差一分就是压倒千军万马的事情,而一下子加了50分,这简直是天大的便宜事。我从一位教琴老师那里得知她曾先后教过的两位钢琴10级的中学生在考大学时,一位因多加50分被清华录取,一位也是因为多加了这50分而被另外一所北京的理工大学录取。这两位弹琴的学生无疑是最幸运的。有了这种幸运,即便当初学琴有过怎样的挨打挨骂,都不重要了。
金石教授曾教过一位丹东的学生,她在1992年夏天到沈阳参加了辽宁省首届的钢琴考级,这是由中国音协举办的由辽宁专家参加的钢琴考级,那一次报名的人很多,竟争也相对激烈,第一次举办,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她那次考上了9级。
第二年夏,这种考级又到了辽宁,不过这次在丹东设立了分考场。她那时初中刚刚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辽宁省的重点高中丹东二中,并且在钢琴考级中顺利进入10级。进入10级的她很会抓住机遇,她于1996年2月去北京参加了清华大学第八届文化艺术冬令营。这种参入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她熟悉了清华的环境也熟悉了清华的人,尤其是8日那天晚上她参加了优秀者表演晚会,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为自己赢得了机会:她落落大方地在专业咨询会上主动向有关老师介绍自己,推销自己,并且力争能够创造条件进入自己最喜欢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系。当时在场的这个系的老师们都对她的印象很好,经过审定,她被该系确立为文化艺术特招生。这种特招生就是获得了“最惠国”待遇,可以在你的考试成绩上外加50分。
得说明一下,这是个平时学习很好的孩子,每次考试在学校在丹东那块界地上她总是名列前茅,然而,考试无常,她在高考时发挥失常,成绩跌落下来,没有达到清华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正在她无比痛苦时,因为她是特招生,那外加的50分把她救了,她如愿以尝地迈进清华大学。亲友们无不为她高兴,大家都说她真是有福气,要是没有那外加的50分,她怎么可能进入朝思暮想的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呢?当亲友们赶来为她送行时,她以含泪的眼睛在向自己的亲友自己的房间告别。当她的目光停留在钢琴上时,那一瞬间,两眼迸射出动人的目光,那种目光很热,很深情,她一定是在默默地感谢着这台给她带来好运的钢琴。这是伴随了她整整10年的伙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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