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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培力:在艺术与技术之间

2011年07月16日    来源:神州乐器网    

  “能够置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内在脉络中进行研究的艺术家大概在20位左右”,这是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黄专的看法,而“张培力无疑是这20位左右中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被誉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也是因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此起彼伏的潮流不断发出提问和诘难。黄专指出:“他敏感得近乎病态的理性和神经总是催促他成为各种当代神话的挑战者:哲学神话、运动神话、观念神话、市场神话、反西方神话和技术神话”。

  

  “更关注个人经验和一些具体的东西”

  7月16日,民生现代美术馆将举办《确切的快感——张培力回顾展》,呈现其自1988年以来至今的22件优秀作品。整个展览以他的新媒体艺术作品为主,仅有一幅1980年代绘制的属于《X?》系列的油画作品。对画面中的乳胶手套,他说:“这一特殊的符号进入作品并反复出现意味着攻击,这种攻击性是艺术获得新生所必需的。”同时,它介于物和生命之间,“是生命受到遏制却又渴望保护的含混象征。”

  张培力的绘画作品还包括爵士乐系列,表现题材包括乐手和乐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与他少年时代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的邻居“崔木匠”引导他进入美术和音乐的天地:“哥哥是吹萨克斯管的。萨克斯管上有许多小零件,是工业产品。爵士乐在当时也很少见、很神秘。”回首当年,张培力的评价是:“我的画风在超现实主义与超写实主义之中摇摆。”他喜欢超写实主义,还与他为了求学画过医学教学图谱、画过广告有关,也把教学图谱、广告的表达手法混在作品里面。他早期的素描也喜欢精确、冷静的表达。他的绘画作品因此被批评家封为“理性绘画”。

  

  “只是想让自己处于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

  尽管他的绘画当年就受到好评,如今更是拍卖场上受到追捧的目标,但张培力却早在1988年就尝试录像这个新媒体。他说,当时已经有了电视,电视文化开始影响人的生活。它就像现在的食品有很多添加剂,是快餐式的产品,表达方式是模式化的。他的第一部录像作品想对此提出疑问。这部名叫《30×30》的录像,用几乎固定不变的机位录下了将一面镜子打碎黏合再打碎黏合的过程,长达180分钟。

  “我要加入我自己发明的添加剂,”张培力说:“我最感兴趣的,一是时间,这是录像艺术最本质的内涵;二是与行为、表演有关,只是没有观众,通过录像实现转换,却可以限定观众的视角与视野;三是当时电视大家都已经熟悉,但还没有人用它来做过作品。”

  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1991年,他的《(卫)字3号》在上海衡山路的一个地下车库里展出,成为在国内第一个公开展览的录像艺术作品。第二年,他的6视频12画面录像作品《作业一号》首次利用电脑技术,把画面处理成有色相、色阶和反差变化的六种类型;1994他的《儿童乐园》是其第一件多视频录像,打破了单视频录像的线性叙事特性;1997年又推出《进食》、《空气》和《30%肥肉,70%瘦肉》等一系列同步作品。

  从绘画到录像,张培力被一种新的可能性所吸引。他说媒体本身就在转换,这种转换的方式本身就有意义。他还就此条分缕析:“首先,我认为艺术不是一种职业,一个艺术家除了服从他的内在需要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谁也无法规定别人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其次,他曾自称乳胶手套是为了“攻击”,其实“攻击的对象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因为不断重复自己意味着自杀;再次,只有改变手段才能增强效应。“正如我们要想灭鼠,就必须不断改变鼠药的配方或采用尽可能多的灭鼠方法,以对付老鼠的抗药性和适应性。”另外,“我在改变手段的同时,保持了一种联系,这便是对于生命的关注。”

  

  “希望自己处在艺术和技术的中间地带”

  第二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1999年,可谓张培力的一个展览高峰年。不过之后他又变了,开始用新中国成立后的老电影片段来制作新作品。如他2006年的《短语》,采用1964年的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解放军士兵赵大大与美国记者发生冲突时的台词——美国记者说:“我要向联合国控告!”赵大大则厉声地回道:“联合国,它认识我,我还不认识它呢。”这个由两组相对的影像画面组成的互动装置还装了感应器,在展览现场会因为观众进入展示空间而改变画面播放速度,并随着观众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张培力坦承,他有“老电影情结”。少年时代就喜欢钻到邻近的部队大院“蹭”电影,不厌其烦地反复看,“多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感觉”。2000年后看到了许多老电影的光盘,而“我的个人爱好就是收集电影光盘,这些电影与我的个人记忆有关”。同时他手里有一台剪辑机,第一次可以借助这些老电影片段制作非线性叙事。

  因此,尽管那些老电影有一定的定式,但他还是很兴奋。他说:“拿到今天这个语境里就有可能对那些老电影进行解构,重新解读。”他的做法就是把其中的片言只语抽离出来。“在我看来,符号一旦从叙事的时间性中抽离出来,就获得了更大的被解读的自由。”他说:“1970年代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素材,因为它所呈现的非物质化、因为它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超越个人情感的气概,因为它可能引起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某种关注与对比。”由此可以发现,直到今天,系统的不自在仍然存在。艺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可以提出这些问题。可以让人们的生活趋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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