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分析论文随谈

　　神州乐器网讯：我国高等音乐院校基础的音乐分析课，大都引自西方经典曲式学理论，对分析西方经典音乐自然有效。对培养学生在音乐创作中建立起清晰的逻辑和结构思维习惯和技巧等，都大有好处。20世纪以来，又陆续有各种新的分析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诸如申克分析，音级集合分析、计算机分析以及采用跨学科的数学、语言学、或图像等相对直观的符号学视角来审视分析音乐、抑或是与声学、医学相结合的音乐分析理论、方法等，大大拓宽了我们的音乐分析视野。此外，还有我国理论家提出的一些中国音乐分析的理论等。其中有些理论是应现代科技文化综合发展或现代音乐分析的需要而生，另一些则也可以用于传统。这些新的理论和分析法从不同角度促进了音乐分析的深入发展，因此各有其存在的价值。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科学和理智地面对当今这些音乐分析多元化发展的生动局面？

　　学习和了解这些新理论、新技术当然重要。事实上我们有许多青年学者对这些新的理论、技法已趋之若鹜。不仅如此，还特别喜欢刻意采用新手法来分析乐曲，以示自己“紧跟时代”，好像不这样就“落伍”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不同的分析理论，更多地表现为是“从不同角度”去解析音乐结构中“不同方面”问题的，本身应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关键在于使用是否恰当。比如，音级集合理论与分析引进我国后，就曾红极一时。以致一些理论家无论是对调性音乐还是无调性音乐、抑或是民族音乐等，都要采用音级集合理论和分析法论述一番，好像非此就不够“现代”，也不够“学术”似的。但郑英烈教授早在2009年就强调：“阿伦-福特的音级集合理论为我们分析非调性音乐作品提供了很好的方法，也揭示了一些经典的无调性作品在音高组织上的奥秘，但它毕竟不是分析所有无调性音乐的万能钥匙。如果作曲家不是用集合思维（至少是集合的潜意识）去构思他的作品，其作品是不能用集合理论去解释的”并举例提到，即便是用于对我国第一首无调性作品——桑桐1947年的钢琴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解析，也“必然牵强附会”（参见首届全国音乐分析学学术研讨会学术论文集中郑英烈的发言）。更不要用大家都听不懂的语言去解析大家都很容易明白的问题。在我看来，音乐分析方法的研究和积累固然重要，搞清不同方法各自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更为重要。至少，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使用上的盲目性。事实上有人选择新方法时，较多是为证明“这套新的分析理论技法我也会用”，而较少考虑它用于此“是否恰当”？我的主张是：哪一种方法更便于将作品（或作品的某一方面问题）分析清楚，那么，那种方法对于这部作品而言，就是最好的了。老话说：“剃头要用刀子，纳鞋要用锥子”，这样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什么到了一些人那里，却变得如此艰深？！正当国内外不少现代作曲家均已迈过了早期只热衷于技术创新或新技术模仿阶段，而走向“不再纠结于新或旧，忠实于自己的听觉”等成熟阶段后（摘自李鹏程“第六届上海音乐学院当代音乐周述评”中秦文琛的一句话。见《人民音乐》2014-1），我们的理论家难道还要在分析技术的“新”与“旧”等表层问题上继续“纠结”下去吗？

　　最后，再谈做学问要有一点“敬畏之心”的问题。年青人的可爱之处在于思想敏捷，敢说敢做，即“初生牛犊不怕虎”。今天的时代，又赋予了年青人特别优厚的资本——如果说“史前期”人类知识的来源主要是靠生活经验的积累，并因此在部落里特别敬重老人，将“老人”尊为“智者”的话（如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舞剧音乐《春之祭》中，“智者的行列”的音乐即描写了一群颇具神秘色彩的老头），那么，今天的年青人则因为更擅长从各种信息渠道获得更多最新知识而占据了优势。故阅读年青人的文章，就成为我这个老者继续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青年人的文章经常可以激活我老化了的神经。去年我在一次博士论坛会上，就听取了某青年学者一篇《文本分析与酷读——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中“同性恋情结”的隐秘叙事》的论文简介。作者意在采用跨学科的“酷读”批评方式，重新解读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酷读”即“酷儿阅读”的简称。而“酷儿”（为“Queer”的译音）的词意，在我的印象中这个词大体与“异常”或“同性恋”之类的概念有关。虽然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就听说过柴可夫斯基是一位同性恋者（或性取向异常者），但却从未想到过要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其特殊心态对音乐创作的影响、或从这个角度去对其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论文的“音乐文本分析”部分则从柴氏《第四交响曲》结构的模糊性、调性设计的隐喻性、直至主题内部结构的素材比较等不同方面的技术分析和结论作为“实证”，来“解读”其“同性恋情结”的隐秘叙事……但是会后，仍有人感到存疑。因为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的内容不仅与柴氏个人的遭遇有关，还与俄国特定的历史、地理和人文背景有关，很难用比较简单的实例分析即将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摘”清楚。仅以19世纪同期的俄国文学为例：由于当时他们刚刚从农奴制度下走出来，所以大多数作家的小说中，都还残留有阴郁、沉重、矛盾、徘徊或惊恐之气。俄国的油画也大多如是。在民间音乐中，有一种被称为悠长歌曲的类型，也常常会在抒情的同时，散发出忧郁的情绪。诸如：“寂静的田野里，没有声响，只有忧郁的歌声，在远处荡漾……”或“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两首歌曲的歌词均摘自俄国民歌）。以上不同文学艺术形式从上到下或从不同角度都折射出俄国社会的某些人文特质。为此，人们就不禁要问：你（指论文的作者）怎么就能证明唯独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中的惊恐、抑郁、徘徊等情绪，就一定是同性恋隐秘叙事的产物呢？另外，人所共知，柴氏的《第四交响曲》是献给梅克夫人的（详见钱仁康著《柴可夫斯基主要作品选释》，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第137-140页），那他又为什么会将这部“同性恋隐秘叙事”的作品献给梅克夫人，并称为“我们的交响曲”呢？也是一个问题。第三，音乐毕竟不同于文学，那么比较笼统和抽象的音乐语言、表情又是如何实现“隐秘叙事”的呢？由此可见，要真正说明“同性恋”对柴可夫斯基音乐创作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也并不太容易。虽然，作者已经读过了一些来自美、英等西方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文章，并接受有这些新音乐思潮的影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我国年青学者在学术上的敏锐和开放精神，但正如“汉学不是中国文化的简单复制”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大意）：汉学是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思考。汉学作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们能给我们带来新奇感或具有颠覆性的认知，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中国人的认知（《人民日报》2014-4-10刘东）——在阅读西方学者对柴可夫斯基音乐研究成果时，我想也应该考虑到类似的问题，并听听俄国学者的意见。只有这样，才便于在比较各种传统和新异知识的基础上，找出自己独立的视角，做出不同于他人的、符合自己认知的科学分析判断。另外，鉴于同性恋者（或性取向异常者）的苦恼和性格特质对于音乐创作的影响应该不会只出现在于某一孤立的音乐作品之中，因此，如果真想研究这样的命题，也许还需要涉及到作曲家其他的交响曲或歌剧、舞剧作品，以作为多方位观察的一种“旁证”。但所有的研究立足点均应立足于评估出柴氏“同性恋”影响在其作品中所占有的地位，并从中归纳出柴氏音乐创作的某些个性化特点。否则，将兴趣停留在作曲家的个人生活私密，也可能使论文流于“八卦”。

　　我一向很看重学者的灵气，因为灵气是不可多得的。正如爱迪生所说（大意）：“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当然没有那百分之一的灵感，世界上所有的汗水加起来，也不过是汗水而已”。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年青朋友，当然是很有灵气的，只是由于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是在特定的地域和历史环境中经过长期沉淀和酿制才得以形成，而年青人涉足学术时日尚浅，知识的积累和研究经验也难免不足，所以做起学问来，就需要更多一点的踏实、谨慎与耐力。天才的年青学者好像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生过客：若肯拿出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用于学术研究，必定能获得大的成功。反之，如果盲目崇信新异的观点，在“人云亦云”中“抖机灵”，自己的青春和灵气也可能会像“一阵风”那样很快被吹散——那就可惜了。

　　与年轻人交流，是我的一种心愿，但我说的话不见得都对，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也欢迎年轻的朋友们参与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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