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知识改变命运”可以体现在不同时候,一是在运用的时候;二是在选拔的时候。前一种情况贯穿人生的始终,正因为此,我认为无论贫富及其他条件如何,每个人都要终生不断地学习。至于后一种情况,我不能认同“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因为历史上不少人进了重点大学也未能改变命运;不少人未进重点大学倒成为发展不错的人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现有的教育体系在保障公平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于是一些人可以花钱上各种班来提高分数,另一些人没钱上各种班,分数可能相对少些,但这两个人的智力也许并无差别,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严格地说,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就是要依据每个个体成长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教学,进行评价,进行管理,因而需要一套多元的评价体系,改变现有的仅仅依赖于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体系。但是,在现有社会信任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又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整个社会更加不公平。因此这是一对矛盾,建议在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上确定改进的方向和步骤。
廉思: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更多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
记者:学校的学生群体应是多元丰富的。当学校生态趋于单一,或者说更关注所谓的优质学生时,这个教育生态会发生某种失衡。现在,有这种情况吗?我们意识到了吗?
储朝晖: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教学资源的丰富性。我曾经向某个重点大学招生负责人建议:从统计上看,每千人中智力较高的人数比例是相当的,某一个区域内的前几名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与其在北京招收600分的考生,还不如在边远地区招收在当地名列前茅的考生。他的回答是:这样进校后由于考分差别大将无法上课。这里又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教学如何进行的问题,从保证高质量角度看,大学不宜上大课,应尽可能进行个性化教学。但现今我们大多数大学采取的依然是“一堂课”教所有学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会降低质量,也会产生新的公平问题。对那些对这种大课不感兴趣的学生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教育生态失衡,但这种失衡事实上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也会带到高考和大学后的教育,长期积累对学生的伤害是巨大的,目前关注这方面的人还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