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如果一个家庭在经济上有优势,那么这种资本往往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转化为优势,这种叠加效应在当前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也必然会延伸到大学校园内部,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大多数寒门学子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黄全愈《高考在美国》的书中介绍,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48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而我们的名校常常以招录各地状元为荣。我们该怎样变革,来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储朝晖:公平作为一种理念,应当体现在全过程和多方位。从社会角度看,贫富差距过大和权力层级过多是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的基础,必须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同时,我们现在的教学、评价等各方面都有谋求教育公平的较大空间。短期内改变乡村考生不公平状况,可以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这一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廉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入学制度尽管设计非常繁复,也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权与考生的选择权,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而且近年来入学公平性的问题还有恶化趋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
对农家子弟而言,高考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考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