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教育不公阻碍“穷二代”向上流动 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出现了很多人弃考的现象
新京报:那么,“穷二代”是怎样形成的呢?
杨继绳:“穷二代”也是一种世袭,是被迫的世袭。教育是提高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阶梯。所以,教育公平是带有基础意义的社会公平。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等,农村和城市,市区和郊区,东部和西部,教育资源差别很大,处于西部的或者农村的孩子很难受到好的教育,在城市里的边缘,也受不到很好的教育。
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减少,来自城市的生源增加。从综合情况看,高等阶层的子女比低等阶层的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和更优越的受教育条件。弱势阶层的子女获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受教育的条件要恶劣得多。
教育不公平将会使得低阶层的下一代很难向上流动,使社会不平等向下一代延续和发展。“穷二代”就是这样形成的。
新京报:贫穷家庭的孩子,在高考不公平的情况下,即使考上好大学,毕业后也很难进入高阶层。
杨继绳:是呀,原来都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现在,由于中上层社会地位的职务被世袭了,所以现在即使得到高的学位,也难找到好的工作,知识改变命运经常行不通了。
工农子弟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那就谢天谢地了。最近两年出现了“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的特点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穷人孩子,上学费用有的用尽了家庭的积累,甚至欠了债,大学毕业后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他们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未能成为“中产阶层的孵化器”,却使得一些贫困者更加贫困。所以,现在很多人弃考,不参加高考了。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从低阶层流动到高阶层的比例,高出90年代以后至今,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杨继绳: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阶层流动快有制度改变的原因,即改革开放。随着改革开放,政治身份的废除,私有经济的恢复,个人自由度的扩大,创造了大量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就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因素而言,80年代,后致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大,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比较小。到90年代中期以后,后致性因素下降,而先赋性因素扩大,即世袭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
为什么先赋性因素加强了?经济市场化了,行政权力不仅保持着计划经济的状态,还有强化的趋势。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不匹配。再加上市场经济还不完善,有很多可以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漏洞。权力进入了市场,控制了市场,就形成了阶层世袭的利益机制。
4 “矛盾”从农村移到城市 现在的农民工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比较开阔,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还有农民工二代的问题,你曾说他们忍受歧视和不公平待遇的心理没有原来老一代人那么强。为什么?
杨继绳:如今,在一些大城市,农民工成了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农民工,社会生活就要瘫痪。但是,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主流,被迫处于边缘地位,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
新京报:大量的“农二代”生活在城市里,如果城市不能接纳他们的话,恐怕也会产生不和谐,甚至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吧?
杨继绳:原来的城乡差别没有因农民进城务工而消失,而是也带进了城。不仅在职业选择方面,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地位,而且在住房、医疗、劳动保险、就业稳定性、孩子教育等一系列方面,都无法和城市居民相比。甚至有些地方,每逢重要节日或重大活动,还要粗暴地侵犯农民工的人权:将他们赶出城市。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同在城市的屋檐下,而且很不公正地处于极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个屋檐下是很不安全的。
现在的农民工基本队伍是“农二代”。他们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眼界也比较开阔,他们遇到难以忍受的不公正,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或采取行动,一些群体性事件由此发生。
新京报:城市怎样接纳“农二代”呢?
杨继绳:从长远看,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为了使几亿农民顺利完成进入城市的过程,当前应当做的是:(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就业体系。(二)健全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三)强化农民工输出地和输入地培训。(四)稳妥解决农民工户籍问题。(五)逐渐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和子女教育问题。(六)扭转对农民工的管理的指导思想,由防范和管制式的管理改为服务和接纳式管理。
我们不能等待漫长的城市化来化解面临的矛盾,必须从制度上、政策上采取措施,迅速消除“二元城市”(一元是原有城市居民,另一元是进城务工农民)里极不平等的状况,给农民工以社会公正,给城市居民以安全。最近两年,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提高农民工的待遇,政府现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的力度远不足以缓和面临的尖锐矛盾。
5 “阶层固化”易产生社会摩擦 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
新京报:《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是研究社会公平的,阶层固化也是不公平吧?
杨继绳:当然是。阶层固化是社会不公的重要方面。如果个人怎么努力都无法提高社会地位,家族地位世袭,哪有公平可言?一个有合理阶层流动的社会是有弹性的社会,一旦固化,社会就失去了弹性。玻璃是没有弹性的,一有震动就会破碎。所以,阶层固化的社会是容易破碎的社会,是不能经受震动的社会。在日常表现中就是阶层摩擦、阶层冲突。
新京报:当前流行的“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不是不公平造成的?
杨继绳:我是不同意“仇官”、“仇富”的,因为官中有好官,富人中有很多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实际上,人们仇视坏官,对好官还是尊敬的。袁隆平有钱,人们不仅不仇视,反而高兴。因为他的发明对社会贡献大。人们仇视的是那些得到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得的财富,就是不义之财,这跟偷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恶。
“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是怎样产生的呢?“仇官”的背后是官民矛盾;“仇富”背后是劳资矛盾,如果是靠权力发财的,也是官民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某些官员的为所欲为。为什么一些官员能够为所欲为?这后面就有制度性原因:权力不受制衡。当然,资本过度肆虐,其背后也有一个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扩张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成为社会强势,这种强势为了保持和扩大既得利益,就阻碍社会合理流动,于是就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仇官”、“仇富”会加剧社会震动,表现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的群体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