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与这一问题的关系。
李炜光:始于上世纪末的部属高校的“省部共建”,让校方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按照教育部有关部属院校拨款的政策:“211”学校一般一年有几千万元,而“985”学校则有几亿。但也要求地方配套,比例一般是1:1,教育部投入多少钱,省里也应该相应投入多少。于是,地方政府掌握的砝码包括,资金、新校区建设的审批,以及高校周边环境的治理;而校方则可以调整对当地生源的招生比例。
除非利益上发生极大冲突,在平时,双方的关系更多是一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部属院校有求于地方政府———不仅是资金,学校的发展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对本地生源的招生数量,则是校方制约或者示好地方政府的砝码。部属高校则以提高当地录取比例的方式,对地方政府的付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具体内容,大都在高校、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签订的共建协议中明确规定。而且在“省部共建”的同时大学盲目地扩建扩招,各地不管是部属的还是地方的高校,债务都很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高校贷款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扩招扩建热使得多数高校都在负债运行,就更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了。
《南方都市报》:那么从教育财政支出方面可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
李炜光:我觉得教育资源的分配的问题,必须秉承一个民主的态度,不光从大城市来抽样调查民众受教育的状况,还要涉及到一些中小城市乃至县区市。我们要从各种不同的群体来综合考虑,让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同时这种声音也要及时地反映到我们的人大会议的议程上。只有有关部门听到了这种不同的声音,那么相关的预算才可能考虑到那些需要真正资源的地方。从高考移民的家长本身来讲,他们也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假使我们的教育资源非常完善和平等,家长也不需要投入这大的金钱来想法设法走独木桥。而相反,应该花大价钱的正式我们的有关部门,他们应该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这一现状做出积极的调整。加大政府的引导,实现教育资源公平这才是治理问题的治本之策,同时也是最终目的,而不是想法设法地去怎样通过大批量的异地高考来解决短时间的现状。同时我想说,中国教育财政资源的分配缺少一个法治的约束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我们必须加快民主化的建设,让社会大众都能积极地参与到涉及我们自身的教育问题上来。其实技术不是难题,难题是教育体制的漏洞以及长年难以革新的陈旧观念。